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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46)

2020-07-08 411评论

来源:延安日记

延安日记(46)

1944年8月7日

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其他成员已于今日到达。他们是雷吉纳尔德?福斯中校,威尔伯?J?彼得金少校,查利斯?E?多利少校,布龙克?多兰上尉,西蒙?H?希契中尉,路易斯?M?琼斯少尉,沃尔特?格雷斯中士和四级技师乔治?I?中村。

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二等秘书雷蒙德?庐登也来了。

欢迎仪式和7月22日举行的一模一样。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自始至终都在场。

来欢迎美国人的还有一些外国记者,其中有爱泼斯坦,沃陶等人。马海德也来了。

1944年8月8日

湘豫战事发生之前,特区的政治形势一直是紧张的。儘管进行着反国民党的宣传,人们对蒋介石还是害怕的。此外,特区南部边界的国民党军队也是个威胁。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美国人参观了医院,游览了延安。马海德就像是他们自己的人。

延安为观迎美国人举行了招待会,演出了各种节目。

朱德给了我一枚八路军指挥员的徽章一枚刻有「第249号」的圆形徽章。想必是像征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和反侵略斗争的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的。

徽章中间是铝製的青天白日旗图案,徽章圆圈的红边上刻有八路军字样。好吧,留着它作为对延安、对战争年代的一个纪念品吧。

1944年8月12日

今天,毛泽东把我召去,对我说:「我们一直在考虑给我们党重新起个名字,不叫」共产党「,叫个别的名称。这样,对特区形势会更有利,特别是跟美国人打起交道来要有利一些。」

有关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军的文件,已经提供给美国人了。他们了解中共军队在过去几年里的战斗情况。这一切描述,带有多大的倾向性,就不用说了。

1944年8月13日

中央政府军在河南和湖南的溃败,以及美国记者和军事观察组的到来,大大改变了特区的军事形势。形势的发展,对于中共领导来说,从来没有这样有利过,其有利程度甚至超过了最乐观的预计。

中共总的政治路线没有改变,仍然激烈地反对蒋介石,不过,最近的事态发展,为实现这个路线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中共中央主席的威望更高了。是啊,毕竟数他是一直反对抗日统一战线、主张与国民党打内战的嘛。现在,蒋介石一败涂地,不就证实了他的一切分裂活动是正确的、他以前的分析是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吗?

中共领导人和美国人正在度蜜月。他们热情地互献殷勤。

除了经过粉饰的官方的说法外,人们不可能了解到任何关于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他从不在别人面前谈起他青年时代的事,提及他的亲人和朋友。这个话题是禁区。有本他的正式传记,这倒是人人为增强「革命精神」所必读的书。

1944年8月16日

儘管报纸上或其他方面,反国民党之声甚嚣尘上,大家还是害怕蒋介石。人们觉察到,在反对国民党的运动中有种恐惧和不安之感。他们每日每时都担心重庆会进行报复性的打击,担心国民党军队以此为藉口,突然派军队全面进犯。中共领导决定派林伯渠再去进行谈判。他们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国民党领导人,并且开动了官僚机器。我相信(首先是毛的行动使我确信),如果前线形势没有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共产党领导一定会作出让步。

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以及整风运动,在党内造成了一种压抑的令人窒息的气氛。党组织里人人担心着明天,他们丧失了主动精神,机械地死记硬背中共中央传达下来的指示,死记硬背「二十二个文件」,以便来赎自己莫须有的罪孽,表现得更加忠心耿耿。可以明显感觉到,大家都缺乏自信。他们高呼口号,信誓旦旦,向「党和人民的富有战斗力的领袖」毛泽东表忠心,但是,在口号和誓言的背后,却是混乱、同志情谊的丧失、恐惧,甚至灰心丧气。

说到团结,在党内没有团结可言。据说,中共中央主席一直在为争取团结而斗争,并且现在还在为之而斗争呢。毛同我谈话时,喜欢三番五次地说,整风实际上是「为党的团结而斗争」;当然,他是不会提这个运动的细节的。这里,我也同意他的意见整风是为团结而斗争,但这种团结是在服从毛泽东的基础上的团结,是在承认他为领袖的基础上的团结,是在全体党员同意他的、而且只能同意他的意见的基础上的团结。

这便是过去在党内和领导层内部的情况(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目前仍然是如此)。

大多数领导人刘伯承、叶剑英、博古、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当然是按毛的指示),蓄意反对刘少奇、贺龙、彭真等少数人,当然还有康生。

起初,上述大多数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站到了康生等一小撮坏人一边。这样,他们在1943年经过思想上的「脱胎换骨」之后,都成了中共中央主席盲目的追随者了。

可是,这两部份领导人之间的关係是紧张的,他们互不信任,充满猜疑,在有些情况下则公开敌对。虽然在表面上,他们观点一致。

湘豫的大败,外国记者的特区之行,观察组的到来,苏军的胜利以及苏联的威望和力量的不断增长,都强烈影响了延安的形势和共产党内的气氛,排除了中央政府进攻的可能性,就暂时情况来说,至少是这样。因而,人人都鬆了一口气。其他根据地的形势也相应地得到了改善。

就像是一阵清新的风,吹遍了党组织。好像万物在延安污浊的空气中经过一场噩梦之后,苏醒过来了。这对中共领导发生了直接影响。生活在慢慢地但是扎扎实实地改变着,从互相搞小动作,採取警察手段和心存疑惧,变为进行实际活动。人人早已渴望着的真正的工作,医治着「洗脑筋」造成的创伤,并改造着人们。生活在恢复正常,当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

但是,毛泽东却妄称这一切都按他的计划在进行。总之,他正使党和特区作好与蒋介石斗争的準备,并煽动反国民党的情绪,就拿湘豫战局来说难道他不是预料到了吗?

毛泽东设法把所有这些事实解释得对他有利,以证明他的政策是正确的。当然,唯唯诺诺和拍马屁的人多的是。

1944年8月19日

今天,我在路上看见两个战士推着一辆车。车里堆满了一卷卷写着标语的布横幅,上面放着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和英王乔治六世的画像。国王乔治的像比其他的像大得多。我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些像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送去干什幺用。很可能是在为欢迎另一批外国记者作準备。按画像的大小来看,英国记者可能要来。

1944年8月20日

为了打通通往中国的陆上运输线,战斗正在缅甸进行着。米特金(Mitkin)是个转运站,印度到中国的陆路就从这里开始。

罗斯福宣布,唐纳德?马尔?纳尔逊和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将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访问中国。

纳尔逊是美国军工生产署署长,赫尔利将军是美国前国防部长。

中共中央主席对新形势渐渐地适应了。原来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莫斯科派」都安排了工作。毛泽东所急需的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绝非康生情报局提拔的那种人所能代替得了的。说到领导人,毛愈来愈愿意任用朱德、彭德怀、博古、周恩来、聂荣臻和叶剑英。他们逐渐成为他的主要助手了。这样做并非出于中共中央的心愿,而是迫于形势。

这必然使原先有权有势的康生少数派丧失威信。生活把他们推到后面去了。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情报局头子的权力削弱了。

延安正在缓慢而痛苦地苏醒过来。

党正在逐渐摆脱空谈和自我毁灭的做法,清除人们怕再挨整的忧虑,开始认真考虑生活,开始积极地工作。但是,这一切并不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努力的结果。

这里的一切都充满着苏醒的欢乐。在今天的党组织中再要出现1943年的那些做法,是完全不可能了。共产党员是不再接受的。康生感觉到了这一点,毛和其他人也都意识到了。

不承认这种新形势,就意味着会控制不了未来事态的发展。所以,毛为了利用形势变化来达到他的私利,就使自己去适应这种形势。

德国的最终失败,日本的溃败,以及中国的政治命运这些大事还在后头。但它们已初露端倪,并逐渐在把延安唤醒。在这样的形势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团结的、强有力的党,因此毛儘力在给党政干部恢复工作,恢複名誉(即使只是非正式的,只要对他们表示「信任」)。

党员都高兴起来了。他们认为1942年和1943年的镇压是一种偏差,而应负全部责任的只有康生及其一伙。

对这种看法,毛听任其发展。这是一种策略。他还是一身清白、英明、完美无缺。他是没有过错的。中共需要开展整风运动,但遗憾的是,这个运动被「具体执行者」搞偏了。中共中央主席对整风的看法,只能这样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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